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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一变动的直接后果，是宣告了“扩大再生产”的终结：

    社会生产的组织，有了明确而具体的目标，就是满足顶层、有产者、工场主的需求，而这些需求，不论数量、质量还是发展趋势，都相当明确，可以被人工智能武装起来的生产体系所预测、把握，而后按部就班、有条不紊的进行生产活动。

    为满足顶层的需求，一方面，APMS甚至APOS，是必须要有的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则是目前生产体系对人的需求，从科学研究到工程实践的专业人才，这些人才的需求，也被纳入社会生产的框架体系之内，“奴隶”们的任务是维持庞大生产体系的运转，获得的报酬，则是自身生活需要的满足。

    在此基础上，不论顶层、还是奴隶，无法被AI机器所满足的一切需求，则由“奴仆”来加以满足。

    顶层，奴隶，奴仆，关系怪异的三位一体，构成了今天的联邦社会。

    这其中，奴隶为所有人提供产品，奴仆为所有人提供服务，顶层则直接躺赢，歆享奴隶与奴仆提供的产品与服务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不属于以上群体的民众，则被干脆利索的一脚踢开。

    顶层坐享其成，奴隶与奴仆日夜辛劳，这样的景象，在资产主义时代的联邦，也是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象。

    那么新时代奴隶制与资产主义的区别，究竟在哪里呢：

    在于奴隶制的稳定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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