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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边张国维解释道：“王爷或许……不知，随着大将军府的开设和松江新城的建造，加上如今已经修建完成的铁路，二地的地价，已经翻了数倍，甚至十数倍……恐怕没有人可能抗拒这种诱惑。”

    吴争明白了，突然间就明白过来了，这，怪不了任何人。

    趋利避害，人之常情。

    当一笔原本几辈子都无法得到的财富，放在面前时，谁能不动心？

    吴争懂这个道理，在发布新税令时就，吴争选择的不是零和，而是将利益的馅饼做大，在不损害大户、商人的同时，提高贫民的利益。

    譬如，以江南商会和银行前身钱庄的抱团，去争夺北方商人的份额和市场，用高额的关税去贴补财政司的岁入和商人的利益。

    这个方法很有效，也是直接导致江南商人不再视吴争为“仇人”，反而视为利益趋同者的真正原因所在。

    但现在，却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随着这张终有尽头的利益的馅饼到达可以扩张的极限，穷人和富人、商人和雇工、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等，各方面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

    这确实怪不了任何人，每一道政令，不管是“善政”还是“恶政”，终归是成就一伙人，剥夺另一伙人的，二者的根本区别是，成就人的数量多少罢了。

    原本不肯卖地的农民，因江南工坊遍地兴起，眼馋于雇工的日薪，卖出了土地，学着开办工坊。

    他们不是无产者，相反，他们拥有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卖地财富。

    但，这些人的抵抗力是最差的，因为他们无所长，不，他们所长的只是种地，而不是经营。

    那么，在开办工坊的顺风潮之下，他们确实可以生存，可到了逆境，首先死的，也是他们。

    这，更怪不了大将军府和“始作俑者”吴争。

    “让孤想想……再想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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