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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被庆伢因为钱少瞧不起，被其他人因为入行新没出名，这反而救了苕货，居然没人供出苕货来。苕货这事，也不是没线索，公安也在排查名单中列过，但人没找到，而事情也没有事先收集，所以，线索就断了。

    再加上，没证据，找苕货父母了解情况，也只能多侧面了解。苕货的父母的答案倒是符合实际的：“他偶尔回家吃个饭，平时在哪里，在干什么，我们都不晓得。反正，家里管不了他，他浪在哪里，也不会给我们说。”

    电话断了，人的线索就断了。况且，他没有实际犯罪的证据，公安也就暂时不查下去了。毕竟，按当时的规格，苕货的事即便查清楚了，他也够不上主犯的行列。对于苕货来说，最大的违法，就是跟竞争对手打过架，跟那个燕子老爸的包工头耍过狠，都属于治安事件，最多够拘留几天，够不上刑事犯罪。他与冬子的冲突，他还是个受害人，这黑社会混得也太差了，管片的民警都觉得，苕货是个小人物。苕货的行为，如果查实，大概也最多够判两三年的。刑事犯罪是销脏，但没有切实的证据与线索，算不上犯罪嫌疑人。

    公安连继续查下去的动机都不明显，更莫说发通缉令了。而苕货，在武汉，根本不敢随便打听消息，完全处于自认为的逃跑之中。

    有时候，你最讨厌的人，却形影不离地追随着你的脚步，苕货与冬子，简直是前世冤家，前赴后继地逃亡。

    在武汉，任老板知道，自己即使被捉，也不够判刑的标准，毕竟自己只销过一次脏，最多处点罚金，或者判一缓一之类的。只要不回容城，容城警方不会费老鼻子劲来找自己。苕货的事究竟有多大，他不知道。但，这个人成了亡命天涯的人，自己成为他唯一的依靠，这是最忠实的小弟了。

    倒腾煤炭，在武汉，最需要煤炭的，是有锅炉的单位。当然，武钢或者青山电厂这种大企业，任老板的生意，肯定插入不进去。但有些建有自备锅炉的企业，是需要大量煤炭的。

    煤炭这个生意，要做起来，是需要有窍门的。一般锅炉烧煤，其实是不需要有多高要求的。也就是说，好煤能烧，差一点的煤也可以烧。但是，大企业有大企业的质量收货标准。武汉是中部制造业之都，许多企业都有锅炉，这些用煤量，其实表面分散，但作为个体生意人来说，只要做到了一家，就够你赚钱的了。

    大企业对煤炭检验的标准，受两个指标的约束：含硫量与燃烧值。毕竟，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发达的地方，作为制造业之都，连武钢的老式高炉出来的污染，都需要治理，免得引起雾霾，更莫说其它企业了。

    空气污染中有一个很具体的指标，是指废气中硫化物的含量。如果硫化物含量过高，会形成酸雨，这是世界上发达工业国家过去发生过的灾难之一，是环保部门重点监控的。而许多地方产出的煤炭，就有很高的含硫量。

    比如四川与贵州，也有一些小煤矿，那里出来的煤，售价较低，但因为含硫量过高，很难进入武汉的市场。武汉烧煤的企业，主要还是从山西进来，所谓全国性的北煤南运，是个大趋势。

    含硫量这事只是一个门槛，如果你达到了标准，是可以进场的。第二个指标，直接关系到价格。许多武汉的企业，烧锅炉其实不需要太严格地按燃烧值确定煤炭价格的。但是，以武钢及火电厂这些用煤大户的标准，确定了市场的一个基准线，导致，整个市场，都按这个标准来执行了。

    什么叫大？你的标准，自动成了全社会的标准，就叫大。今天，有一句高大上的话，说中国与西方一流企业的差距。说是普通企业拼价格，好的企业拼质量，顶级企业定标准。其实没那么玄乎，只要你在市场中占有量的主导，质的标准，基本上就按你的来了。

    从量变到质变，在生产与销售中就体现出来，根本不需要学哲学。

    说完燃烧值，这就与验货质检员有关了。如果在电厂与钢厂，整个验货与质检，是一个固定的流程，如果不搞定相应的领导，你是不太好作假的。

    但对于其它只有锅炉的企业，本来锅炉车间就是工厂主营产品的附属配套设施，锅炉用煤的质检，基本不是一个部门，而只是一个技术人员负责。搞定一个技术人员，比搞定武钢一个质检部，那成本不知道要低多少倍。

    任老板，就搞定了一个厂锅炉车间的某位质检员。这个厂关于煤炭的质检员，总共只有两个人，轮流当值。你只需要搞定其中一个人，在他当值期间把煤炭送来，就可以作假了。

    搞定的意思是：送钱。

    假如按燃烧值一千大卡值一元，那么，如果质检员，写定这检验结果为一千二百大卡，其实就相当于，你得到的收购价，就上涨了百分之二十，这简直是想象不到的暴利。

    任老板用这暴利，完全可以养活一个公司。况且，他的销售公司，并没多少人。

    山西的煤炭他是搞不到的，即使他搞到了，以任老板的能力，也无法在火车站找到车皮编组。当然，供应一个工厂的锅炉车间，倒不需要有那么大的车皮来拉，这个工厂也没有厂内铁道与铁路网联结，到了火车站，也要用汽车转运回厂。

    所以，任老板，其实下面只有五台后八轮，算到底，一台车装五十吨，如果超载，装个八十吨了不起了，按周期算，每个月，一五台车可以跑六个来回，一趟拉些散货，回来时拉煤炭。煤炭总共每月运个2400吨，已经差不多了。除开运费及各种杂项开支，落到任老板手上的钱也就只剩下五六万块钱，这还是买通质检员取得暴利的结果，他还得拿出万多块来保证那位质检员的配合。按此计算，他能够给小兄弟廖苕货的工资，就非常有限了。

    按保底工资五千元，是廖苕货押车装货及与煤矿交接的劳务。如果廖苕货想多挣，只有从去拉煤时，在武汉市场找散货中找差价提成了。

    大车出门，最要紧的费用有三项。一是油费，拉得多，烧柴油就多，这是必须的。二是过路过桥费，这个费用在有的地方是按吨计算的，在有的地方，只是按车辆型号来区分。三是罚款，除了交警拦截罚款以外，超速一般不存在。但是超限超载，总有交通局的“治超站”，甚至有流动的检查车，来进行处罚。

    在成本上，这就需要各种平衡。廖苕货经过一次全过程下来，大致上摸清了套路。

    他拉煤是在陕西，从陕西到湖北，走高速公路是划不来的，除了省际收费站外，还有大量的各种高速路的收费。并且，高速路收费，是按吨位收的。一般要想节约成本，必须超载，超载有多少，就多收相应的钱。况且，高速路上，警察特别多，有了超载，甚至让你下掉煤炭，减到标准重量才走，这等于是最大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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