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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几天后，赫希菲尔德收到士兵寄来的一封信。里面是他的遗书，写道：“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当太阳再次升起时，我要结婚了。法律规定，只有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才能结合。我无法接受，亦没有选择。只有死亡才能让一切好起来。”

    “他期望我多做一些。希望有一天，德国能更公正地对待同性恋者。”赫希菲尔德在回忆录中写道，在这场孤独的死亡后，他辞退诊所工作，专门研究性学。

    1899年，赫希菲尔德以“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”委员长身份，编辑出版《“中间性”年报》，并率先提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概念：“同志”是第三性，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“中间性”。

    在那样一个年代，男女性别的认定与其“生理属性”必须对等、不容改变。而赫希菲尔德提出的概念，模糊男女“生理性别”的界线。

    “第三性”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印度宗教中。公元前8世纪的印度神话就有许多关于“第三性”群体的描述。比如《梵书》记载过一个“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的长发者”，出现在宗教的仪式上。

    为了解同性恋群体在德国总人口中的占比，20世纪初，赫希菲尔德设计、完成史上首个大规模性行为调查。1903年，柏林工业大学3000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，回收有效问卷1756份。结果显示，异性恋占比达94%，同性恋占比为1.5%，双性恋4.5%。次年，他向5721名钢铁工人发放同样问卷，有效回复率达41.6%。结果和大学生们的回复差不多。

    “我们的调查显示，个体自我的性别认同是天生的，绝不是此前所说的‘性变异（变态）’。有些人天生具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反的天性。”赫希菲尔德解读称，苏格拉底、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可能都是“中间性”者。

    此后10年，赫希菲尔德的学术成果不断：1910年出版《异装》，首次提出术语“异装癖”，并将之与同性恋者进行区分；1913年，出版《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》，“同性恋”一词由此被广泛使用；1914年出版《同性爱》，这被誉为同志群体的“百科全书”；1917年-1919年，出版《性病理学》（全5卷）。

    “人具有无限多样‘性’。”赫希菲尔德称，已被觉察的人类性行为有千万种，这说明“爱与人一样多变”。基于此，应该提供一种科学的方式，帮助“中间性”者成就自身，并重获社会认可。这应惠及所有二元性别以外的性别，包括女同性恋者、男同性恋者、双性恋者、跨性别者等。

    1913年，赫希菲尔德携手伊万·布洛赫（Iwan    Bloch）等人，在柏林创办“性医学和优生学会”，展开一系列学术研讨。

    1919年，他用全部家当，购买一栋楼，挂上“性学研究所”（Institut    für?    Sexualwissenschaft）的门牌。史料记载，研究所工作包括三方面，开展性学、社会学研究，提供包括婚前指导、性保健等临床服务，以及医学法律援助。

    来自欧洲各国的研究人员、医生、同志们，到访该研究所，为的是增加对性的了解，以及免费咨询自己的性关系问题和性功能障碍问题。开业仅1年，研究所就积累了近2万份病案。

    1921年，研究所扩建礼堂、图书馆和实验室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。10年间，其收藏书籍达2万余卷，照片5000余张，各类艺术品3万余份，以及保存约4万份“中间性”者自传体材料。

    1930年，研究所又创出一个“世界首例”：赫希菲尔德邀请妇科医生路德维希·莱维·伦兹（Ludwig    Levy-Lenz）和外科医生埃尔文·格尔班特（Erwin    Gohrbandt），共同完成第一例性别重置手术。

    接受手术者名叫莉莉·艾尔伯（Lili    Elbe）。手术成功切除其男性生殖器官，用其自身皮肤进行**再造。外科医生试图为其做卵巢移植，以失败告终。1931年，艾尔伯再次接受子宫移植手术，期望达到真正的“变性目的”。不幸的是，术后因严重的排斥反应而病逝。

    这一开创性手术引起国际关注，也吸引大量“中间性”者的关注。此后，陆续有人找上门，希望接受性别重置手术。因技术所限，当时研究所仅能完成男性到女性生殖器官的重置，包括用**皮肤再造**。术后，医生会医嘱使用激素药物，使术者上围更具女性特征。

    但遗憾的是，有些性别重置为“女”者，难以获得工作、维持生计。有5名术后女性因此成为研究所的雇员。

    在赫希菲尔德的努力下，20世纪头30年里，德国对“中间性”者的态度非常宽容。到1920年时代，同志文化在柏林等城市蓬勃发展。德国国会传出消息，称在考虑废除刑法第175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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