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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山上躲了一天，等天黑了，我偷偷下山去城门那看看，有没有贴什么告示。

    离挺远，我就看见城门前吊着一排人，我数了数，是9个人，再近点，借着月光，我看见了水生。

    我想到了水生出事，可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，我躲在一个土坑里哭。

    熬到后半夜，我又爬近了点，想把水生的尸体弄下来，可城墙上全是灯，根本就没可能做到。

    我记得那天是9月7日，我回到山上，找了个山洞藏起来，再也不敢到处乱跑了。

    12天后，我们的部队包围了银川，我拖着皮包骨的身子下了山，看见第一个战士我就晕了过去。

    我被送到了战地医院，两天后，银川解放了，我听说是马鸿宾部和128军起义，打开了城门。

    又过了两天，我身体恢复差不多了，护士带着三个解放军来了，我站起来敬礼，领头的却冷冰冰的让我跟他们走。

    万万没想到，等待我的却是一轮又一轮审问，我讲了我执行的任务，他们根本就不信。

    他们反复问我，特别通行证是怎么回事？我的上线是谁？

    我知道再解释也没用，除非两位首长能见到我替我作证，否则，我说什么都是在狡辩，在洗脱罪名。

    晚上，我见到了蒙着白单子的阿家，我哭的死去活来，他们说，阿家是畏罪自杀的。

    我一下急了，跳起来挠那个人，说：‘你们傻吧，一个老太婆有什么可畏罪自杀的。’

    知道是我阿家，我成了国军军官的太太，说我有特别通行证，包裹里有金条，肯定是执行特别任务，我又成了特务。

    他们告诉我，主动交代问题，争取宽大处理，我又没问题，交代什么？

    我跟他们说，首长不给找，那帮我找一个叫李海的同志总可以吧，他是甘肃人，在咱们西北局工作。

    他们去落实了，第二天告诉我，李海跟着部队去解放新疆了，只能等他回来才能给我证明。

    就这样，我被关押了起来，在这期间，我听别的战俘讲到了城头示众的叛党，我才知道水生是怎么死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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