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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关于刘委员的贡献，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，中国淡水鱼养殖产量超过两千万吨，近乎占了全球产量的一半儿，中国人能吃上价格相对低廉、供应相对充足的淡水鱼，就是因为有刘委员这样的科学家驯化了四大家鱼。

    刘委员民国时就读于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，毕业后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伍献文的研究生，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。

    伍献文也是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任所长、65年就当选学部委员，主要成就是编纂了《中国鲤科鱼类志》、《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》等鱼类分类学、养殖学著作，是我国鱼类研究的先驱。

    可惜伍老去年就已经去世了，李耒没机会当面向伍老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了。

    抗战胜利后，刘委员去美国交流学习了一年时间，建国前回到国内，1950年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，他就担任研究员的职位。

    一开始他的研究方向也是鱼类分类学，在梁子湖调查期间，得知湖中有团头鳊，而此前并无文献记载。这种鱼后被确认为新种，定名为“团头鲂”，即武昌鱼，要是没有刘委员的命名，就没有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”的词句。

    此后耗费二十年时间，编纂了《长江鱼类》，此书共40余万字，记录了200多种鱼类生长习性，这是中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。

    后来他为了解决人民吃鱼难的问题，他把研究方向转向鱼类养殖学和生态学研究，七十年代开始主持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，提出调整放养对象、提高鱼种规格、改进拦鱼设施、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措施，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.5%的幅度递增，从1971年的180吨，提高到1978年的801吨。

    又通过调查长江宜昌江段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，成功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人工授精和孵化；他们给未充分性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催情，使其提前产卵，为日后中国“四大家鱼”人工繁殖打下了基础。

    李耒倒水的功夫，熊教授也简单地给刘委员介绍了他的情况，“小李是农学院毕业的，如今响应国家号召，回村带领乡亲们勤劳致富，他在育种方面也有自己的认识，给了我不少启发！”

    熊教授兴致勃勃地说起了计算机软件在育种方面的作用，刘委员也很是好奇，“这应该是数量遗传学的具体应用，我们所倒是也有几台计算机，但还没有这么好用的软件，什么时候有空去你哪儿看看？瞅瞅能不能用在鱼类育种上。”

    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规模可比熊教授的小作坊大多了，经费更是多了不知道几个数量级，所以才有钱购置计算机。

    “这个你就要问小李了，我是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啊，只勉强会用，更深的理论就不太了解了！”熊教授其实不是不懂，他只是想给李耒创造一个露脸的机会而已。

    “的确如此，数量遗传学为育种提供了理论基础，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太考验育种人员的数学功底了；所以欧美国家便开始尝试引入计算机来处理复杂的计算过程，我得知这一信息后，便和一位浙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合作，开发出了几款用于育种的软件！”李耒给刘委员介绍了一番背景。

    然后正式回答刘委员的问题，“鱼类育种和猪育种所涉及的数据不同，关注的重点也不相同，所以直接把软件拿来用肯定是不行的；不过可以做个参考，请几位武大计算机系的专家过来，您提出要求，让他们为您编写软件就可以了。”

    李耒没推荐史玉柱，因为水生所和武大不远，武大的计算机也是很强的，虽然雷军要到明年才会入学，可找几个人帮忙编写软件肯定不成问题。

    “我们和武大有合作，现在方便过去看看不？”要是能把这个软件引入到鱼类育种上，那可就太好了，一想到这些，刘委员就有点坐不住了。

    “方便，当然方便。”熊教授看了下李耒，见他微微点头就马上答应下来。

    刘委员联系了武大计算机系相熟的老师，几个人一起去了熊教授哪儿，看他操作软件进行演示，不管是计算的速度，还是预测的准确性都让刘委员激动不已，“这软件确实好用，咱们水生所也得用上啊！老詹，做起来复杂不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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